本人于2025年1月27日由于手机被他人损坏产生经济纠纷，经报警协调无效后，在警察建议下拟向法院提起诉讼。调节过程中，警方收录了双方的身份信息。本人咨询律师后，律师提出进行诉讼需得到对方身份信息，考虑到案值较小（1679元），律师建议自诉。故本人向警方提出信息披露，但处于隐私保护问题未向本人提供，并向本人表示携带接（报）处警登记表（编号：2403038）前往法院后，法院有对应流程与警方联系调取所需信息。 2025年2月5日，本人按照警察所述前往法院拟进行诉讼，但法院办事人员表示立案前无义务与警方进行联系。本人当场电话联系出警派出所，回复接警人员当日未值班无法进行处理。在本人再三请求下，警方话务人员联系当日接警人员，并承诺第二日与法院联系并给出解决方案。翌日，本人并未得到情况反馈。 2025年2月10日，本人再次致电派出所，得到答复为本案出警民警未当值，本日无法处理，在本人请求下仍拒绝联系当日出警人员。随后本人前往法院，与办事人员确认，警方并未与该单位进行联系。故该事件至发生起十余日仍未获得推进。 以上事件表明，公安与法院在小额自诉案件中，我市并无完善的对接流程，导致通过正常途径自诉并不可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低案值案件纠纷通常占比更高，由于极高的索赔成本，导致人民群众起诉难、索赔难，最终结果就是在事实层面向侵害人员倾斜，与我国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（2020－2025年）》中总体目标中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”的要求明显相悖。 故在此，本人提议公安、法院间针对此类小案值纠纷建立对应的处理通道，降低人民群众受侵害后的索赔成本，提升本市的法治水平，将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落到实处。